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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似形式在外国不算新潮，但交响乐队出场费很贵，在内地还没有谁负担得起。听了一阵子，卫真说：“关门。”

傅莲时没动作，卫真怒道：“你听它做什么！”

傅莲时说：“好奇而已。”

卫真烦躁得不行：“给我关上！”

傅莲时终于带上门。他靠在门板上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换歌吧，唱《火车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高云说，“要是唱《火车》，会不会被商骏偷走？”

“偷走就偷走吧，”傅莲时贴着门缝听，“一首歌没有了，反正可以再写。你们难道不想赢吗？”

众人不敢作声，傅莲时把门重新打开，让龙天的歌声无遮无拦地传进来。大家都默默地听着。傅莲时说：“曲君哥，要是唱《火车》能不能赢？”

曲君说：“可以。《火车》，只要听两句，大家都会喜欢它的。”

“那你答不答应唱它？”傅莲时问道。

曲君道：“为什么问我？这是你写的歌。”傅莲时赧然说：“因为是送给你的。”

曲君笑道：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傅莲时转过身，看着东风乐队。

按原来的选曲，他们只需要贺雪朝一把吉他。但演《火车》就得多一道节奏吉他的音轨。卫真拿出自己的琴，坐下调音，意思是同意了。贺雪朝和高云当然没有意见。

不过灯光来不及协调了，只好用基础简单的模式。

龙天唱完了，管弦乐队七手八脚撤下。工作人员忙着搬凳子，搬大件，没人搭理东风。东风一行人只得摸黑走上台阶，自己理好连接线。

甚至没人发觉东风已经上台。卫真在暗中道：“今天唱一首新歌，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唱过的，叫《火车》。”

不等观众欢呼，沉郁的贝斯响了数下，接着是紧密、轻盈、薄薄一片的吊镲，月亮一样越升越高，笼罩整间体育馆。

东风请不起交响乐队，但摇滚乐队自有一套丰富听感的方式。譬如说，鼓慢是温情，快是热烈，对称是理性和沉稳，不对称是风趣和机变。吉他的音色永远是吉他，加入频繁的推弦、颤音，旋律是呜咽、冷冽的；加入连续的滑音，乐句就好像行船，有了阻滞也有了决心。

《火车》是东风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首歌，从头至尾九分半钟，光前奏要弹三分钟，胜过别人大半首歌。

很难在《火车》找到别的乐队的影子。总的来说是一首快歌，一箭离弦那样畅快而果敢，但在大开大阖同时，编曲却极尽细腻节俭。无论吉他、贝斯、鼓，珍而重之在每个乐段、每个乐句，花枝招展地炫耀技巧。技巧之间精心安排过，绝不会显得太滥、太腻，好像看见一树玉兰花，多即是繁荣、繁华，只希望它越开越多，没有希望它凋败的道理。这首歌明摆着告诉一切听众，东风能弹一切的音乐，能克服世上一切的阻碍。

弹了两分多钟，观众一直看不清东风的面容，只隐约看见四个轮廓，被丝线般细细的白色光照勾勒出来。深藏在黑暗之中的激情。终于交响乐队撤完了，台上突然光芒大盛。卫真靠近立麦，终于唱出第一、二句歌词。

听清之后，场馆反而安静了一瞬，旋即爆发出更为激烈的尖叫。跟曲君说的一样，只要听上一两句，大家都会喜欢《火车》。

为给器乐让出空间，《火车》的副歌动听简单，有大量重复乐句。即便是一首新歌，唱到中间部分，歌迷也都学会唱了。三千人的体育场，有三千人在合唱，假如这首歌能够传扬得更远，在五千人的场馆，则会有五千人合唱；在红磡、在东京巨蛋，能有一万或五万人合唱。如果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，会有五十万人合唱。

器乐在行进，一浪又一浪，将气氛托升得愈来愈高。高云的鼓开始变速，越敲越快，贝斯、吉他，重复着相同的尾奏，也愈来愈快愈来愈快，像